市五届人大四次会议举行代表团全体会议
今乃反以不能蔽塞自己良知为耻，正是耻非其所当耻，而不知耻其所当耻也。
新唯识论翕辟成变的思想可以说是得不传之学于遗经，使原始儒家的天道观灿然复明于世――与孟子的天论相较只是少了一点虔敬的宗教氛围。而在得意忘言的诠释者那里，经典即如蕴涵丰厚的种子一样开始发芽滋长：由经而传，由传而注，由注而疏，最终蔚为系统而有条理的学问体系。
一、明宗 今造此论，为欲悟诸究玄学者，令知一切物的本体，非是离自心外在境界，及非知识所行境界，唯是反求实证相应故。于可欣事上，未得希合，已得愿不离。若将新唯识论的本体恒转与黑格尔哲学的本体理念作一对照即可明了东西方哲学的根本岐异所在。今此证会的境界，便见得这个道理不在我的外面，当下默然自喻，故与以己测彼者，绝不同途。若将修行拟为登山，则唯识家关心的是攀登的过程以及沿途领略的风光而脱胎于北朝地论师的华严家仅注重在山顶上所见的景致――此为阿赖耶缘起与如来藏缘起相异之大较。
第二种反对意见的实质是坚持在感识所现起的境相背后存在着某种类似于物自体的境界，境相虽识为所变现，作为其依托的境界却离识独有。 [10]易·系辞上》云：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而相当长时间以后，韦政通虽然认为自己的那部作品由于理念的东西稍多，并不是意想和形象化的特别好的文学作品，同时议论过多，而又以宣传某种固定的伦理或政治文化观念为主调。
两者并不绝对的不相容，主观的夸大两者的对立，从而取消并存和互相诱发的可能性，是无益于真正的研究，进而妨碍新文化的建设。你自己玩，乐在其中，原本没有什么不好。不过所不同的是，韦政通虽然没从殷海光那里学到什么实质性的东西，但却欣赏殷海光的自我精神之可贵并且对他的相对客观①的态度和对自己的肯定感到满足和感激。尽管他与殷海光等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同时又受到过李敖等的刺激。
这一发展，使我对儒家从无条件的接受态度，转向批判的态度……[2]49-50应该说这是韦政通认识自我的真正开始，而这个时刻的到来，是伴随着对以前的我不是真自我的醒悟，同时和着与如山师恩的道德理想主义者牟宗三分道扬镳的心里苦痛到来的。这是由他性格中固有的叛逆倾向所决定的。
这是中国传统伦理的悲剧，也是中国传统政治的悲剧。这一结局，除了韦政通性格中的叛逆因素的作用之外，与牟宗三的性格也有重大的关系。应当指出的是，历史文化的研究，如果缺乏必要的敬意和同情，确实很难于实现对历史文化价值的发掘与提升。就像朱子当年在李延平过世以后，因为一时间摸不清李延平学问的真趣，在如穷人之无归的情况下发现了胡五峰一样，其实朱子对胡五峰并无实质性的收获，只是因为五峰当年的身份和地位之显赫而自己的主张又能与他相同，于是欣喜若狂，愈加自信。
但这种戏言表明具有明显叛逆性格倾向的韦政通，在潜意识里始终想着要走出一条真正属于自己的人生道路，从而成就真正的自我。新儒家建设新文化的总体目标和最后宗旨，就是主张要以儒家思想为立国、立政、立法、立德和立人之本。他没有躍身其中，内在地穿透中国文化的生命与精神。[5]156同时，从新文化运动时代开始，新儒家与自由主义直至此时，依然在各自以非理性的态度互相攻讦，双方采取的论说态度都还是不完全客观和不完全理性的。
而殷海光则是一个很有自知的学者，在学理的意义上，他承认自己并没有真正的建树。认为这是在玩概念的游戏，哲学家都喜欢玩概念的游戏。
依据的是英美经验主义和分析哲学，其所采取的是经验的和逻辑分析式的方法，而新儒家的目的则在于复兴儒家的道德理想，恢复文化的认同，依据的主要是德国观念论，尤其是观念论中康德与黑格尔的哲学。我与台湾的新儒家和自由主义者，都有较深的关系，这是一种特殊的因缘，也是难得的际遇。
但在这种迷失中，有一点是清楚的，就是理想倾向的不断专一和理想情绪的不断膨胀。[5]142韦政通进而指出，在这样的两种心态之下，冲突在所难免，相互宽容，实现对对立的超越是不可能的。但实际上，其促进儒家思想新开展的功绩与重要性乃远远超过前一时期曾国藩、张之洞等人对儒家思想的提倡。关 键 词：韦政通 牟宗三 殷海光 传统主义 自由主义 在当代中国的思想史上，韦政通是一个很特殊的人物，人生道路或成长过程特殊，为学方式或思想特征特殊，与传统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关系也非常特殊。而这种心态对于未来中国文化的建设实在是有害无益的。至于殷海光的影响，韦政通已经说过，在思想上并不大。
韦政通指出：不论历史和文化都相当复杂，了解其中不同的对象须持不同的态度和方法，尤其应知了解人文方面的态度与方法，多半是在严格的学术训练和长期积累的功力中，慢慢摸索悟出来的。这是用外在的眼光来证实自己的做法，这种做法表明选取这种做法的人，在当时还没有足够的自信或力量来为自己的选择进行辩护，他需要外界的帮助。
劳思光文章的范围相当广泛，包括中西文化思想、政治民主、逻辑实证论以及中西近代思潮等，使得韦政通感到十分新奇并诱发他的学术兴趣。但是韦政通在认真读过《文星》的一些文章以后，反倒受了李敖的刺激和影响，站到反传统的阵营中，并成了《文星》的作者。
[5]174 韦政通对新儒家将中国民主的希望寄托在从传统中自然生长出来的说法，表示坚决反对，同时对通过良知的自我坎陷而转出科学民主的说法表示极大的不满。进而也就对自己写过的东西都有算不了什么的自我认识。
张君劢通过对历史的反省，认为若谓今后全部文化之基础，可取之于古代典籍之中，则吾人期期以为不可。韦政通曾告诫本文作者说传统的东西，现在必须抓紧抢救，(否则就会因不断破坏和现代化进程的扫荡而损失殆尽)能抢救一些是一些。(一)韦政通与牟宗三 五十年代中期，韦政通经由劳思光的介绍认识牟宗三，参与牟宗三在台大和东海大学的人文友会。可是新传统主义者，如梁漱溟、熊十力、牟宗三、唐君毅，甚至徐复观都可以占一章的地位。
传统儒家的政治理想，事实上只是道德的理想，而传统的政治也只是借用了伦理的外在形式。殷海光阅读中国古籍的能力很差，一般的国学常识也贫乏[2]74，殷海光对中国文化实在未尝深入，因此，在知识的世界里，海光实在不大像是一个中国读书人。
[2]48 由这段日记可以看出，韦政通潜在的自我一直没有泯灭，尽管当初所说的是戏言。有关牟宗三与殷海光对韦政通的影响情况，我们可以从韦政通自己的表述得到说明：牟先生在我的生命中，影响是最直接的，他使我从一个混沌的生命当中，开拓出一个理想的生命。
那么在自由主义和新儒家之间，韦政通究竟属于哪一系？ 大多数学者因为韦政通对新儒家的批判态度而将其归属于自由主义一系，这样未尝没有根据。韦政通说他很幸运，该认识的都认识了，其实就是指自己走上学术思想道路的外缘比一般人更优异。
由此看来，韦政通与牟宗三分手，虽然在当时是以韦政通个人生活的变动的具体事件为导因，但即便没有这样的导因，分手也是迟早的事情。何况牟宗三先生当时正如日方生，在台的追随者日渐重多。由此可见，在传统的社会里，伦理的目的成了伦理的墓地，而政治的墓地也在其自身的运作过程中建立起来。但是，历史文化的研究同样不能也不可以完全舍弃客观冷静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否则历史文化的研究就会陷入迷雾之中而很难使历史文化和历史文化研究的结果清晰化、明确化。
同时，韦政通通过两人回溯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站在发展中国文化的立场上，对新儒家和自由主义的文化观念进行了全面的反省。这里所说的受牟宗三的影响而确定，是指韦政通性格中原有的理想主义倾向的明确化，明确化是理想指向的确定不移，思想感情的专注和精神注意力的凝聚。
她并没有打倒孔孟的真精神、真意思、真学术，反而因其洗刷扫除的工夫，使得孔孟程朱的真面目更是显露出来。[5]172-173韦政通对新儒家以传统——现代的纵贯式的思维方式，认定在中国的传统中有很多民主思想的重要种子的说法，表示了自己在原则上不同的看法。
牟宗三说胡适等对中国文化的肆意诋毁完全是一股情感的气机之鼓荡。在那种境遇下，即便与牟宗三闹翻，也会想办法和解，恐怕真正的分道扬镳未必能够成为现实。